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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江百家之二:一生坎坷的现代数学家孙泽瀛

        笔者想把这个一身坎坷但矢志不渝热爱祖国的现代数学家介绍给大家,但在了解他的身世后倍感惋惜,命运的坎坷和对祖国的挚爱注定了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要吃尽苦头。但他在粉碎“四人帮”后,仍然以开江人特有的品质和胸怀,把自己最后一线烛光献给的伟大的教育研究事业,他,永远活在开江和全国人民心中。
 
他,制定了“高等几何”教学大纲,编写了《解析几何学》和《近世几何学》,是我国“文革”前师范院校使用最广泛的教材;
他,创办了中国《数学教学》杂志;
他,和朋友在安徽创办山东大学;
他,在1966年被罚跪、鞭打、游街示众、批判斗争,然后编入劳改队,随时接受批斗,曾在上海一中学当校长的妻子被下放到边远农村;
他,粉碎“四人帮”后,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他,将一腔热血洒向他最热爱教育事业;
他,就是四川开江籍的现代数学家孙泽瀛。

(一) 居无定所的青少年时代

  1911年9月28,在日本的山口县,一个来自中国四川开江的留学生家庭里,诞生了一个男婴,父母给这个孩子起了一个寄予他恩泽世界的名字——孙泽瀛。
   孙泽瀛的父亲孙汝为是学经济的,远在异乡的生活没有止住他们回国的步履。一路风尘回国后,落地山东青岛,担任青岛金城银行的襄理.由于爱妻不幸早逝,他对儿子的培养教育更加不遗余力.1928年,浙江大学创办数学系.孙父对浙大校风之淳朴,治学之严谨,极为钦仰.为了把儿子培养成才,他不顾舟车劳顿,风尘仆仆从青岛来到杭州,了解浙大课程设置与师资配备.经过多方考虑,深感这所学校完全可以信任,于是决定把儿子从渤海之滨送到杭州湾口的浙江大学就读.

  1928年的秋天,刚满17岁的孙泽瀛离开了远在北方的家,独自来到风光明媚的西子湖畔,寄宿在城东的浙江大学宿舍里,开始了紧张愉快的大学生活.严师的循循善诱,同学间的友爱,秀丽的西湖,使他逐渐忘却了怀乡之愁.其实青岛不是他真正的故乡,他的祖籍是巴山绵延、蜀水环绕的四川开江.在杭州四年的大学生活,使他深深爱上了这块地方.这里纯朴刚毅的民风习俗,秀丽婉约的湖光山色,陶冶了这个刚刚成熟的年轻人.他在这里学到了丰富的数学知识,也形成了刚毅坦直嫉恶如仇的性格.
  浙江大学的学习是紧张的,但生活却是活泼愉快的.孙泽瀛喜欢打球.每次球场兴尽归来,总是要经过女生宿舍的小楼,来往多了,逐渐结识了一位1930年入学的女同学安楚玙.她主修教育,兼修生物,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杭州姑娘,文静宽厚、温柔刚毅.孙泽瀛同她情投意合,大学毕业后结为夫妻.安楚玙作为一个妻子,对孙泽瀛的帮助、体贴、鼓励和支持是无微不至的.

  1932年,孙泽瀛在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后,便去日本继续深造.两年以后安楚玙也到了日本.他们都进了仙台市东北帝国大学就读.安楚玙学习生物科学,孙泽瀛继续攻读数学,主修微分几何,由日本著名教授窪田主讲.不久孙升入东北帝大研究生院,导师就是窪田教授.

  1937年的夏天,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孙泽瀛夫妇得知这一消息,断然决定放弃即将完成的学业,尽早回国参加抗日工作.窪田教授和日本友人都表示婉惜.就在这时,山东大学发电报来,聘请孙泽瀛为山东大学数学系副教授,月薪300元.孙泽瀛夫妇得到这个电报,欣慰无状,匆匆离开东北帝国大学,赶赴东京,预备转车去神户,再乘船回国.在东京候车时,曾受到日本警方的干扰.孙泽瀛义正辞严,警方理屈辞穷,只好让他们上车到神户登船.8月8日,船到了上海.

(二) 几度迁徙的教育生涯

  8月的骄阳似火,大地一片炽热.中华大地上,抗日烽火已成燎原之势,抗日的号角响彻云霄,中华民族怒吼了.这时,国共两党宣言携手合作,号召全民抗战,共赴国难.孙泽瀛面对这般局势,不由得满腔热血沸腾,心情不能平静.

  孙泽瀛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写数学论文发表之前,总要寄给山东大学数学系主任、攻研几何学的周绍濂教授,请予指点.周先生非常热心培养青年,对孙寄予厚望.抗战爆发,周绍濂为免人材流失,又值山东大学缺少几何教师,因而请孙来任教.孙泽瀛回国后,立即赶往山大报到.其时,学校已决定内迁,校方发给他3个月工资,要他到安庆去集中.不料,车到嘉兴以南的临平站,空袭警报大作,敌机不顾车上全是平民,狂轰滥炸.孙泽瀛死里逃生,雇了一艘小船,深夜才回到杭州郊区塘栖的家里.这是孙泽瀛首次经历炮火,而颠沛流离的日子还在后头.到了安庆,孙泽瀛一家住在山大数学系教授陈传璋家里,同时还结识了李锐夫教授.山大数学系的教授都比孙泽瀛年龄大,周绍濂、陈传璋和李锐夫等都把孙泽瀛当作弟弟看待,关怀备至.当时,淞沪抗战正在激烈进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奋起反击,毙伤日寇甚众.这一喜讯使得他们幻想偏安一隅,在这个安徽的省城办起个山东大学来.但是好景不长,11月15日,日寇的3个师团在上海市南面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分兵两路向上海战场实行侧面迂回;11月20日政府宣布迁都重庆;12月13日南京陷落,局势急转直下,安庆难保.当局下令山东大学内迁四川省万县.

  1937年底,孙氏夫妇随山东大学员工,乘船来到了万县.还没有安顿好,又接到教育部撤销山东大学、其人员另行安置的命令.后来,孙氏夫妇到了战时的陪都重庆,都在国立编译馆担任翻译.

  战时的编译馆基本上没有学术著作可供编译.馆里只偶尔送点资料来,生活颇为清闲.孙泽瀛感到这种无所事事的日子很难打发,内心苦闷.苏步青、陈建功等知道这种情况后,便邀他于1940年春赴贵州遵义,在当时的浙江大学数学系教几何.夫妇俩在遵义定居近一年.1941年孙又转入四川大学任教.1942年周绍濂、李锐夫见他长年在外奔波,倍感同情,便建议孙还是再回到重庆来,就在他们自己工作的重庆大学任教,仍教几何学.

  1941年12月7日,日寇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的对外交通和经济联系几乎完全断绝.1942年,孙泽瀛为了安排全家大小生计,单靠重庆大学的一份工资已委实不够.幸得张鸿之助,他又在交通大学任专职教授.这样,从1942年到1945年,孙同时担任重大与交大的教授,生活上算是安定下来了.

  1944年,日寇在南线大举进攻,直逼独山、都匀.可是重庆的达官贵人却仍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当年一个夏晚,孙泽瀛和安楚玙漫步在朝天门的便道上,看见一队新兵坐在道旁,受着下级军官和军士的严密监视.他们衣衫褴褛,瘦骨磷峋.一行人捧着一包刚买来的馒头走过,突然,几双乌黑的手伸向馒头,馒头撒了一地.刹那间,新兵们像开了锅一般,在地上抢馒头吃.军官和军士们的皮鞭雨点般落在新兵们的头上、身上,惨不忍睹.孙氏夫妇目睹了这一幕惨剧,久久不能平静.他思索,为什么盘剥民众的人吃得肚胀肠肥,而捍卫国土的人却饿得皮包骨头.他对安楚玙慨叹道:“我现在才知道,杜甫的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什么意思了!”

  1945年8月15日,日皇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重庆爆竹喧天,一片欢腾.各内迁学校准备复员,流亡的家庭渴望返乡.可当时的交通拥挤不堪.交通大学校方租不到船,只好租几部客车.孙全家随车队出祁山,渡陈仓,绕道陕西,回到上海,定居于交大宿舍,这时已是1946年春末了.他想,动荡生活结束了,现在该安下心来做点学问,以己之长,报效国家.

  10月,内战全面爆发,军费急骤增加.当局为了维持战争开支,多方加紧聚敛.劳苦大众和公教人员收入微薄,衣食无着,孙泽瀛对此忧心忡忡.上海人力车夫被害,北平女学生受辱,又使他感到我中华民族受到了侮辱.这时,交通大学郑太朴教授,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平时与孙泽瀛过从甚密,言谈之间,所论往往切中时弊.孙泽瀛对他很尊敬,愿意向他请教.郑太朴看到孙泽瀛虚心正直,热爱国家,关心人民疾苦,也愿诚恳指导,并且介绍书给他看.孙泽瀛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刊,跟同事们谈论时局,深入学生倾听他们的心声.他没有将自己禁锢在数学王国里,仅仅对生民涂炭偶尔发出一两声悲吟;而是果断地走出自我,来到了人民当中,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1947年,由战争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游行示威,风起云涌.5月,上海的学生运动达到了高潮.在交通大学的5·4晚会上,孙泽瀛听了学生诗朗诵“给战斗者”,不由得热血沸腾.5月9日,交大3000多学生为了反对教育部长朱家骅强行更改交大校名,全体师生罢课罢教,继而全校学生前往南京请愿.孙泽瀛对此一给予同情和支持.5月20日,南京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罢课,游行.途中为军警镇压,数百名学生被打伤.消息传来,上海学生群情激愤,孙泽瀛也义愤填膺.每次游行,他都走在前列,跟其他师生手挽着手,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歌曲,行进在南京路上.

  孙泽瀛由于支持学生运动并积极参加游行,引起了当局注意.外界纷纷传言他要被解聘了.他去找交大校长李希谋探问解聘之说是否属实,李说学校本身没有这个意思.7月,学生运动进入低潮,注意孙的风声越来越紧.孙泽瀛何去何从,此时必须立即作出决择.他跨过徐家汇一条条臭水沟,穿过法租界,辗转找到了陈省身,诚恳求教.陈省身沉思了许久,说道:“你太显眼了,看来不走不行.但是拖家带眷,一时又能在哪里安顿呢?这样吧,我有个美国朋友,托马斯教授,是研究黎曼空间的,跟你同行,他现在印第安那大学,正需要人协助,你去帮帮他好了.暂时避一避,情况好转了再回来.”12月,他把安楚玙和三个儿子送回杭州塘栖老家,随即由同班好友黄铭新驾车把他送回上海,上船赴美.

  1949年5月3日,解放军进入杭州;5月27日,解放军攻克上海市.在彼岸已取得博士学位的孙泽瀛得知这一消息,又获悉安楚玙已参加革命工作,立即办理手续,准备回国.印第安那大学的有关人士多次挽留,均被他婉言谢绝.

  孙泽瀛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回到上海,回到他原来任教的交通大学.不久,安楚玙也从杭州调来上海,被分配在一个中学当校长.这个时期,孙泽瀛生活安定、心情舒畅,撰写论文,著书、翻译.


(三) 艰难的数学研究之旅


  1951年4月,孙泽瀛受命筹建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被委派为系主任.建立一个新系,千头万绪,特别是师范专业,牵涉面更广.孙泽瀛认定要办好师大数学系,必须抓住三个互相紧扣的环节,这就是:教学、科研和实习.为了搞好教学,一要知人善任.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来自各校.孙泽瀛作为第一任系主任,十分注重团结,尊重同事,坦诚合作.他和几位老先生,如曾任同济大学数学系主任的程其襄,曾任复旦大学教务长的李锐夫,由圣约翰大学来的魏宗舒等相处融洽,很不容易.数学系团结之风,一直到如今为华东师大之优良传统,说明孙先生风范至今犹存.二还要搞好教材建设.他主持办过一届几何研究班(1955—1957),讲授射影几何与射影测度(Metric).在50年代,各高等师范院校能够普遍开设高等几何学课程,这与他在学术上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的《数学方法趣引》一书中介绍的柯克曼女生问题,引起了一个物理系学生陆家羲(后来是包头市九中物理教师,已故)的注意.他在教学之余进行研究,终于解决了这一著名的世界难题(Steiner三元系),其研究动机始自孙泽瀛的这本书.

  科研是高等教育的另外一个重要环节.科研可以提高教师的水平,改进教学.孙泽瀛认为高等学校的科研不应局限于教师,学生也应该在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开拓视野,深入思考,解决某些应用上的或实际教学中的问题.为了推动科研,使师生有更广泛的交流园地,他建议并创办了一份《数学教学》杂志.为了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除了安排师生常规实习之外,他还主持成立了一个中学数学研究会,通过这个研究会把数学系的师生同中学教师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他们了解中学数学教学的实际,学习中学数学教学的方法和经验,并探讨、解决中学数学教学中的种种疑难问题.

  在1958年的“大辩论”中,他态度鲜明地主张“科学研究上应向综合大学看齐”.在当时曾被当作错误观点而遭到批判,说孙泽瀛的观点违背了师范性.但在今日看来,他是正确的.

  从1951年到1958年主持华东师大数学系期间,孙泽瀛全心全意、兢兢业业地从事数学教育,完全沉浸在工作中.这八年是孙泽瀛工作的鼎盛时期.他上课,编写教材,发表文章,开会,处理系行政事务,接触学生,办刊物,接待络绎不绝来访的中学教师.安楚玙回忆说:“他那些年总是深夜还不休息,要做的事太多了.”是的,他多年来的愿望实现了,这就是报效国家.

  孙泽瀛的科研工作,多数是在把握了问题内容的本质关联后,先给出严格论证,再给出丰富的直观认识.比如《联络空间同质问题之几何探究》一文就是一例.这种工作,在当时可说是独辟蹊径了.又如孙泽瀛在印地安那大学的一篇博士论文《论一组偏微分方程的精简形式》,在求得的一组偏微分方程式的精简形式的同时,立即明确给出其可积条件与式中所含诸系数的几何意义.他在教研室读书报告会上,总是为青年教师作出表率,身体力行地把非常抽象难以理解的概念,从最简单、直观的事实讲起,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给人深刻的启迪.孙泽瀛对学生讲课,更是生动深刻,条理清晰.最受学生欢迎的,还在于他能把庞杂内容的内在联系,用简洁的图表加箭头示意,使学生看了就能全明白,学生的疑团在教师的笑谈中轻松地消失了.


(四) 激发壮志的苏步青鼓励


  1958年夏天,“大跃进”中的江西省要新建一所综合性的江西大学.数学系由谁来主持呢,江西一时难以物色,只好向上海求援.孙泽瀛有办数学系的经验.这份光荣的苦差事最终落到了他的肩上,组织上调他支援江西大学.当年的他,在上海已有一份惨淡经营的事业;因此,调离之前依依不舍之念油然而生.但是,他又想到青年时代立志救国,国家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向,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告别了心爱的华东师大数学系,偕家眷一同来到了江西.

  8月的南昌,气温往往超过40摄氏度.江西大学创建之初,只有100多名教职员工,被安置在青山湖畔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里.校园西边是铁路调车场.高温与蚊蚋的袭击以及扰人的汽笛声,令人彻夜难眠.邻校学生又正在“拔白旗”.在如此的生活环境和政治气氛中,孙泽瀛排除干扰,积极争取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团结全系教职工制订发展规划、课程设置方案,修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准备迎接学生入学.9月5日,首届学生进校,数学系在孙的主持下,建立起来了.

  数学系的教师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团结大家共同办好数学系,他决心在以下方面做出表率:首先带头编写教材,亲自上课;其次,他结合国家建设需要开展科学研究,编成了《关于极切线坐标对某些实际问题的应用》一书;第三,在生活上他同中、老年教师亲密无间,融洽相处;第四,对青年教师严格要求,除分配一定的教学任务外,还督导他们进修.此外,他还很注意在师生中发现人才.孙泽瀛自己能以身作则,教师们很自然就能团结在他周围,数学系的教学与科研秩序很快建立起来了.

  在“大跃进”的热浪中翻滚了一阵子之后,校方根据上级调整的方针精神,强调以教学为主,相应调整了学校内部各方面的比例关系.1960年,数学系增设了计算数学专业,全系各专业学制改为5年;1961年,增设了运筹学专门组;1962年,数学专业分设几何.代数两个专业组.同年,学校成立建校委员会和学报编委会,孙泽瀛同时担任两委的副主任委员.这时,国家正陷于严重困难之中.他勉励自己为国分忧,不顾生活的艰苦,把全副精力倾注于教学、科研和校系的两级建设工作中.在此期间,数学系师生在孙泽瀛的科研要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思想影响下,前往柘林水库工地实习,与工程技术人员合作,解决了工程方面的一些重大技术问题,为国家节约资金约600万元.

  1961年,运筹学被介绍到中国来不久,孙泽瀛也看出了这是数学领域中一门能直接为建设服务的学科,是介于数学、经济学、管理学之间的一门边缘科学,有强大生命力,应该大力发展.因此,他力主在江西大学数学系开设运筹学专门化课程.当时国内还没有运筹学的教材.孙翻译了世界第一部运筹学专著——莫尔斯与金布尔(Morse and Kimball)著的“Methods of Operations Re-search”,编写了《运筹学讲义》,并亲自讲这门课.《运筹学讲义》经多次修改,最终整理成书稿,寄往出版社准备出版.不久,“文革”开始,书稿自然不能出版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孙泽瀛还亲自组织学生走出校门,推广运筹学.1961—1965年,江大数学系运筹学专门组的学生先后到南昌铁路局,南昌市公共汽车公司,甫昌县小兰公社,南昌市砖瓦厂,南昌华安内衣厂,江西省邓家埠农场等地实习、推广,也开展了一些有关运筹学的课题研究,在理论上、应用上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在江西省科协、南昌市科协支持下,孙还多次作了有关运筹学的讲座,深入浅出地向广大工程技术人员推广运筹学,推动了运筹学应用在江西的发展.

  在他倡导下,江西大学数学系自1961年以后一直开设运筹学课程,坚持从事运筹学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也培养了一批从事运筹学工作的人才,使江西大学数学系成为全国开展运筹学研究较早,坚持较好的学校之一.国家重新制订的全国科技发展规划中,将江西大学数学系也列为全国发展运筹学的基地.

  1963年10月15日,江西大学建校5周年,苏步青应邀前来祝贺,孙泽瀛感到这是对他的鼓舞和支持.1965年,领导上调他到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出于对共产党和人民的信任和热爱,他把心里的话,无论是建议或意见,甚或是遇到不如意的时候那一闪即逝的内心活动,都毫无保留地向党作了汇报.
 
(五)、惨无人道的折磨

  1966年,“文革”开始.江西大学大字报栏内赫然出现了孙泽瀛的名字,孙愣住了.大字报上揭发的不就是自己从前提过的意见、建议以及交心材料吗?他端起酒杯借以解忧.孙疑感未解,勒令来了.不由分说,先来一个下马威,罚跪、鞭打、游街示众、批判斗争,然后编入劳改队,随时接受批斗.这种日子他前后过了两年多.

  1968年3月,军代表进驻学校开展查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三查运动”.结果江西大学有将近200名“三查”对象进入江西省第2集训队第4中队.孙泽瀛就是其中一员,尽管他既非特务、叛徒,更算不上什么走资派.9月,江西大学被撤销,80%的人员下放到偏远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号称江西最高学府的江西大学就这样风流云散了.安楚玙孤身一人被下放到德安县的一个山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们的工作单位没有了,作为避风港的家也没有了.

   孙泽瀛关在集训队约有四年.每月仅发给生活费25元,孙泽瀛不得不抽经济烟,吃糟糠食了.1971年,孙泽瀛被移交给江西理工大学监管审查.而当时的理工大学,几经迁徙后搬到了景德镇.由于形势变化,对“三查对象”管理也逐渐放松了.有一天,他跟几个难友上山背毛竹,返回途中看到一间小饭店,大家都说停下歇歇肩.此时孙泽瀛心血来潮,说:“今天我请客,喝两盅.”这天正是他60大寿,当时难友谁也没有意识到.在漫长的批斗、“改造”、住牛棚的生涯中,每每想到被无奈搁置的数学研究,加上无休无止地遭到殴打和批斗,一个卓有成效的数学家龙游浅滩遭虾戏,孙泽瀛多次伤心泪下泣不成声,他苦苦地盼望着这种困境的早日结束,尽快回到他挚爱的数学教育研究中。
 
(六)、迟迟到来的春天

  1972年“林彪事件”后,江西的局面为之一新.孙泽瀛被折磨了这么多年,并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只好宣布“解放”(而正式予以彻底平反是在1978年).这时,省委决定筹备恢复江西大学,孙氏夫妇先后调回江大,被强行拆散了的家又团圆了.他决心振作起来,再为人民干一番事业.此后,他积极参与开门办学,深入研究教改政策,准备编写一套更切合实际的高校数学教材.他认为数学教育中的三门重要基础课(数学分析、解析几何、高等代数)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现行教材各自成体系,强调区别,忽视联系,难免重复.他想:能不能搞出一套用统一观点处理的、有崭新系统的教材呢?这种教材既要理论严密、避免重复,能为后继专业课打下坚实基础,又要有丰富的应用例题,使学习数学变得生动活泼;既能提高学生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又能教会学生运用数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使数学能走出校门为祖国建设服务.这是一件有意义,但又有相当难度的工作.1974年初,得到校系领导的支持,他带领几名中青年教师着手这项工作.他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肺气肿,行动稍一激烈,便气喘不已;还有严重的便秘,经常几天解不出大便.疾病折磨着他,使他常常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天天服药才能减轻痛苦.即使这样,他仍然像年轻人一样,不辞劳累走访工厂,了解数学应用情况;还到省内外一些高等院校去了解教育改革的情况,在兄弟院校的图书馆、资料室查阅国内外的新资料,学习借鉴他人的成果和经验.正当这些工作刚刚起步的时候,“四人帮”又掀起了一场风暴,“批林批孔”运动席卷全国.纵然矛头不是对着孙泽瀛他们,但在这样的气氛下,又怎么能开展工作呢?

  更为不幸的是,这时病魔已牢牢地抓住了他.1975年7月,他因肺破裂住院治疗.为回避南昌的酷暑,他回到了杭州疗养.从此以后,病魔缠身,屡屡住院医治.江西大学校系两级领导对孙泽瀛的病情十分关心,年年派员或亲去杭城探望慰问.一些老朋友,或登门,或致函、驰电表示关怀之情.李锐夫更是悬念孙氏著作《运筹学讲义》的出版情况.孙泽瀛对此等情意非常感动.他谆谆嘱咐安楚玙说:“我年年长期住院,所费不少,目前国家还有困难,你不要把每次住院费用的单据都拿去报销.”

  粉碎“四人帮”后,孙泽瀛在政治上重新受到信任和倚重,他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81年,春暖花开时,西湖游客如织.美好的世界牵动了孙泽瀛的心扉,他请求安楚玙搀扶他缓步登上吴山.西见五湖烟波,六桥锁澜;南望九华垂翠,之江如练.万籁俱苏,孙泽瀛也不禁有点意兴盎然.

  但是,江南三月,阴睛无常.4月24日,孙泽瀛病发,住入杭州第一医院.5月中旬病情恶化.17日晨8时,这位忠于祖国的人民数学家与世长辞,享年70岁.遵从孙泽瀛的遗愿,将骨灰洒向西湖之滨、吴山之麓,他与湖山同在.


资料来源:

江西大学外语系讲师和新闻系副教授王练,华东师大张奠宙、陈信漪、唐瑞芬等提供的材料,特此一一致谢.——萧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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